“面对千年瑰宝，我们没有轻易动手，提出试验性加固，要求工程可逆。”
1947年，一个偶然的机遇，孙儒僩离开“天府之国”，来到大漠戈壁，在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事石窟保护和研究工作。抗战胜利后，百废待兴，建筑业很兴旺，孙儒僩学的是建筑，从学校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建筑行业工作，在成都拿到了不错的待遇和收入。除了不愁活儿干之外，还经常有丰厚的兼职收入，生活甚是安逸。然而，市井繁华压不住青年内心的理想，年轻的他总想着能“做一番事业”。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要招一个学建筑专业的人的消息后，孙儒僩带着憧憬前往莫高窟。初到敦煌，茫茫的沙海像前路一样迷茫，摸不清要做啥子。住的房子里，土桌上有一把茶壶、两个小茶杯、一盏有玻璃灯罩的煤油灯，壁角有脸盆架。他随即安顿了下来，酣然入睡。孙儒僩开始了他的敦煌生涯。天色未明，鸡鸣四起，他就迫不及待想去看洞窟。起床后，他直奔洞窟，先去了九层楼。仰头一看，好大一身佛，让孙儒僩又惊又喜。大佛窟往北，洞前全是一堆一堆的沙子，掩埋了底层洞窟的一部分，非常荒芜。壁画画满了佛、菩萨等形象，都是白眼睛、白鼻梁，“这不是欧洲印象派的画吗？可是敦煌一千多年前就开窟了，欧洲印象派怎么这么早就在敦煌出现了？”置身洞窟，孙儒僩仿佛进入了历史殿堂，遥想着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仰望膜拜的场景。尽管丰富的洞窟内容他看不懂，但仍被美的艺术所震撼。就这样，孙儒僩在敦煌安顿了下来。作为研究所里唯一一个学建筑出身的人，孙儒僩很快投入到莫高窟的测绘及壁画中建筑的临摹中。他在莫高窟接到的第一个建设任务，是设计出一座小型陈列馆，并按照常书鸿先生的要求，一部分做陈列，一部分做接待，实现了常书鸿“展室用顶面采光，不用墙面窗户采光”的要求，“因为墙面要用来布展”。尽管设计有难度，可孙儒僩还是通过设计巧妙完成了任务。1948年的秋天，这个陈列馆项目成功完工。第二年，他又修建了一些宿舍——八九间套间，给志愿前来的苏联专家住。后来这些套间成了敦煌研究院的职工宿舍。除了修建房子，孙儒僩根据研究所刚成立时测量记录的一些简单的图纸，补充了洞窟的平、剖面图。1948年春天，他开始测量窟檐。测量窟檐很艰辛也很危险。窟檐都在三四层洞窟，距离地面非常高。在栈道梁上搭建个窄窄的门板，栈道的挑梁已经糟朽了，但很粗，人在上面架个小梯子爬上去测量，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摔下来。测量窟檐的同时，他也把窟檐本身及窟檐上留存的彩画画成图。“白天搞业务，晚上点个油灯练习线描。平时还要薅草、割麦子、喂牲口。”但是命运似乎不让他好过，时局动荡，更大的困窘在1948年开始出现：货币疯狂贬值，研究所近30个工作人员差不多半年没有拿到薪水。那时，他心生动摇希望能重回四川。1950年8月下旬到9月初，新中国正式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，并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。崭新的篇章开始了。敦煌文物研究所百废待兴、急需人才，没走成的孙儒僩，用一封信叫来了后来的妻子李其琼：“你愿不愿意来敦煌，和我一起待在敦煌？”在敦煌，早前学习油画的李其琼被辉煌的敦煌壁画吸引，一头扎进了壁画的临摹中，忘我工作。另一边，1952年年底，敦煌文物研究所石窟保护管理组（保护所前身）成立，孙儒僩开始承担实际工作。1953年开始，他开始承担治沙的工作。孙儒僩与同事修筑了更多的防沙墙，并在治沙的同时，对一些壁画做了抢救性的保护工作。有些壁画的地仗层裂开口子掉了一部分，曾经相连的另一部分可能很快会大面积脱落，他们针对这些壁画做了加固。加固时不动壁画，只在壁画残破掉落的边缘抹点草泥，使已经张口的壁画有个支撑和联系的点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，有些直到现在也没有掉落。他们所做的是不伤害壁画的简单处理，刚开始比较粗糙，后来更细致了，抹泥时尽量涂抹光滑，同时在泥面上也抹一些白灰加细土，使色彩协调一些。清理窟前流沙也是这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。从小牌坊到第130窟一段，沙堆连绵。1955年农历四月初八前，窟前的沙子清理得差不多了——尽管窟前还铺着厚厚的沙子，但是没有忽高忽低的沙堆了。90多岁高龄的孙儒僩清瘦，讲到之前的经历，他一字一句讲得很认真，就像他做事情一样，一丝不苟，认认真真，务求精确。尽管现在再回头看，似乎没什么过不去的坎，可时光回到几十年前，青年孙儒僩在敦煌所经受的，是命运的拍打。1958年，孙儒僩被打成了“右派”，挨批斗，被人指指点点。他心中委屈，但是依然咽下所有的情绪，工作还是照做不误。1962年开始，莫高窟开始了大规模的系统性加固工程。戴着“右派”的帽子，孙儒僩带着铁道设计院百余人的勘测队伍返回敦煌，进行加固前期准备工作——地质钻探和地质测量。在设计阶段，他带着专业人员上洞窟查看，把自己所了解的石窟存在的问题一一介绍给了他们。施工设计、队伍安排、供应材料，他一一经手，毫不含糊。每个工点的施工设计完成之后，他和同事都要到现场去论证，然而有时候，由于“右派”身份，正式的会他却不能参加。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好几年，他一刻也不敢放松，直到1966年7月。7月中旬，莫高窟的加固工程大体竣工。孙儒僩本想着能够喘一口气休息一下，却没想到更大的风雨来了——“文革”开始了。1969年，孙儒僩、李其琼夫妇遭受批斗，被开除公职，遣返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。从国家工作人员到开除公职，回到故乡新津县的孙儒僩、李其琼夫妇，被安置在了一间上无瓦片下无地板，拴着两头水牛，牛粪和牛尿已经被踏平的牛棚里头，在这里开始了新生活。他们舟车劳顿又回到了故乡，然而当年的少年已不复年轻了。“隔出了墙、放上些简单的家具，把地垫平、粪便清理出去。”一家五口人分到了三块自留地，开始了挣工分上交公粮的日子。这时候，挑担子成为孙儒僩和李其琼犯难的事儿。最后，两个人轮流挑担子，才把生产的40斤莴笋挑到县城菜市场，以三块多钱的价格卖掉了。这是他们的第一笔务农收入。孙儒僩还运用自己所学习的知识，帮助公社里的生产队修建水渠、灌溉农田和修建水电站，日子也算是渐渐稳定了下来。1972年冬季的一天，孙儒僩正在忙修水电站的事情，有位来自敦煌的军代表找到了他，说要接他回去。“太突然了，我要跟妻子商量一下，这里的事情也得交代一下。”军代表告诉孙儒僩，莫高窟第130窟上面的一个窟檐的基础掉了，没有人能弄这个事。要不要回去，这个问题横在孙儒僩和老伴的心上。他们反复商量了很久，没法决定。想着在莫高窟曾经的过去，两人心里有着隐隐的抵触，但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回到莫高窟。回去的第三天，孙儒僩立刻投入工作，上到第130窟去查看情况。他看到窟檐东南拐角下的基础垮了一大块，保护组的同事不知道怎么处理。他马上确定了修补方案，但是因为冬天无法施工。在第二年四五月间，他很快修补了窟檐，用了3000块砖石。孙儒僩根据塌方来估算需要的砖石，每一立方米的砖都估计精确到位。时光一天天流逝，孙儒僩默默地埋头工作着，将智慧、汗水和细心，都倾注在了手头一个接一个的活儿里。1980年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委主任方毅来敦煌文物研究所视察，并委托甘肃省科委关注所里的科研工作，特别是关于壁画、塑像保护的科研工作。从1981年开始连续好几年，敦煌研究院和化工部的涂料研究所围绕三项工作展开合作，其中有一项比较重要，就是对壁画颜料的种类进行彻底分析，找到壁画变色的原因。涂料研究所要在现有涂料的基础上筛选出适合修复壁画的颜料，这项工作完成得不是很理想。对洞窟颜料的分析，除了从千像塔出土的一些残破的壁画碎片中取样外，还需要在合适洞窟内取样，并且满足“无损伤取样”的要求，取样过程中只能用锋利的刀片刮去表层的一点点壁画。通过取样分析，研究人员渐渐弄清楚，敦煌壁画的颜料种类并不是很多，但是经过画家的巧妙调和，得以绘制成多姿多彩的壁画。而壁画变色的颜料大多是铅白颜料，对于铅白颜料，古代的画家都知道要返铅，就是从白色变成黑色。铅丹则是从红色变成棕色，进一步变色成黑色，窟内有些壁画变色严重，模糊不清，就是铅颜料的特性使然。通过这次常规的科研合作，研究人员对壁画变色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。1980年，甘肃省里拨给敦煌研究院一些经费，指定用于职工宿舍建设。莫高窟的窟区没有太多的土地可以利用了，但是几十套房子孤零零地修在别的地方，用电用水都不好解决，最后所里还是决定在窟区修建。孙儒僩和同事在上寺东南角靠大泉的一片土地上，建了24套职工宿舍。房屋于1981年施工，1982年大家就住进去了。这是研究所几十年来第一次大幅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，宿舍装了一个小锅炉供应暖气，小二层有了水电暖。有家室的老职工都解决了住房问题，只有一些单身年轻人还住在单身宿舍。此外，考虑到长远发展，所里决定对莫高窟周围进行整体规划。孙儒僩给设计人员介绍了莫高窟的整体情况，并带领他们到现在研究院办公区考察。经过讨论，整体规划中，把研究院的办公、住宿都迁移出窟区，将窟区让给游客。那是改革开放初期，他们已经发现来莫高窟参观的游人越来越多了。1988年，63岁的孙儒僩晋升为研究员。他从事石窟保护多年，但是在此之前，那么多石窟加固工程都不是他设计的，他只是个监理。他一直有一个心愿：自己设计一段石窟保护加固方案。孙儒僩为莫高窟第130窟以南石窟设计了加固方案，但由于他没有工程设计资质，具体方案还得由铁道设计院设计。孙儒僩把方案提交给铁道设计院，其专业性得到设计院的专业人员认可，并根据方案完成了施工设计。“这就是莫高窟第四期加固工程设计。第四期石窟加固工程共30个洞窟，除第130窟外，其他只有石窟，加固工程比较简单。第130窟前发现了规模宏伟的殿堂遗址，地面花砖墁地，建筑痕迹清晰，有三大开间，进深也是三间。20世纪60年代，许多殿堂建筑遗迹因工程关系无法保留，但第130窟的遗迹规模庞大、保存完好。如果加固工程中不设法保存，实在太可惜了，于是我的设计为遗址加了个顶盖，全部保存且保护遗址（现在第130窟的建筑对原来的又做了改造）。除沙是第四期洞窟加固的一大工程，沙子堆得跟第148窟卧佛洞一样高，于是我们把堆积的沙子全部拉到了河边。1984年冬天，南区洞窟的加固完成了。”说起自己设计的石窟加固方案，孙儒僩滔滔不绝。也因为这个方案满足了评定职称的硬件要求，1988年，他和老伴都晋升为研究员。回顾在莫高窟工作的数十年里，孙儒僩长期从事壁画建筑资料的临摹、整理、建筑测绘、洞窟保护和加固工作，参与编写了《敦煌艺术全集·石窟建筑卷》《敦煌学大词典》等著作。他的夫人李其琼，更是临摹了120多平方米的壁画，成为段文杰之外临摹敦煌壁画最多的人。走在莫高窟的窟区，历年石窟加固工程的痕迹随处可见，石头墙与自然融为一体。如今敦煌研究院的概貌，办公区、宿舍区，一木一石，都有孙儒僩的心血在里面。“那时缺乏保护经验，但面对千年瑰宝，我们没有轻易动手，提出试验性加固，要求工程可逆。”孙儒僩说。而他成为敦煌石窟保护先驱者之一，一干就是一辈子。期间，他还参与了榆林窟、西千佛洞、麦积山石窟、炳灵寺石窟的保护工作。1993年孙儒僩退休，又接受返聘。算起来，他在石窟保护岗位上工作了近60年。现年已经90多岁高龄的他回看那段岁月，云淡风轻：“在莫高窟这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天地里，我经历了敦煌艺术研究所、敦煌文物研究所，直到现在的敦煌研究院。我主要从事莫高窟防沙、治沙，壁画塑像维修，石窟日常维护，工程地质勘查及大规模石窟加固，石窟保护研究，工作、生活用途的房屋设计及施工等工作。对于我这样一个学历不高、知识贫乏的人来说，需要做什么我就学点什么，但都是浮光掠影。石窟科研项目、工程技术、文物保护与技术，都是一些独立的大学科，我只是尽力而为而已。”“回想在敦煌的前二三十年，我在莫高窟的生活艰难而清贫，把李其琼邀约到敦煌，并在这里成家，生儿育女。她仍然是坚强的，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追求敦煌艺术，坚持临摹工作，不停地学习、探索和研究，做出了应有的成绩。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20年间不公平的打击，使我们失去20年的宝贵年华，但我们并没有倒下或失去信心，我们坚强地活着，工作、劳动，做我们应该做的工作，不辱使命。”尽管有各种坎坷，但孙儒僩都能坦然面对。他这样认为：“人的一生中有着高山和低谷。如果人生全是阳关大道，也是很乏味的，所以我一生的回忆还有点味道。我的晚年还是幸运的，虽然多次生病，但病痛的折磨我都扛过去了。老伴早几年走了，但是我俩后来的这十几年过得很幸福。”“2012年10月26日，老伴舍弃了敦煌艺术情缘，走完了她的艺术人生，先我而归了。儿子幼年得病，潜藏几十年，在刚刚退休后一病不起，先我而去。老年失伴丧子，但我挺过来了。生命无常，各人有各人的归宿。我活着，也许是他们的愿望。”“站在这个时间点上再回看莫高窟，虽然我们离开了工作岗位，但魂牵梦萦的却仍然是莫高窟。这里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让人怀念，人离开了，心却离不开。”（来源：人民日报出版社）
